两个黄金时代
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可能是所有城市中最长的，超过一个世纪。在它即将消亡的时候，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流亡中，用萦绕在他心头悲凉的回忆，描述了他青年时期身处的这座城市——书面的、纪念式的、然而又是极度哀伤的，他以这种难以言喻地方式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品质，不久之后，他就在巴西自杀身亡。茨威格所描述的品质在当时早已经因为1918年的战败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结束而丢失。世纪末的维也纳曾经是伟大的帝国首都，是欧洲大部分地区和整个世界的中心城市。也许只有某个像茨威格那样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人，才能够真正重新捕捉到它的精神。这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具有的品质，自满于现状，能够自由地追求有文化和高雅的娱乐。
十九世纪是维也纳黄金时代的顶峰，相当于第二个佛罗伦萨。维也纳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文化辐射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发生了方向和关注点上的深刻转变，其黄金时代实际包含了两个时段，每一个都足以说明其辉煌。首先是1780-1830年间的音乐黄金时代：这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维也纳。但1890-1910年间第二个黄金时代却是非常不同的：它有着音乐上的冲突，但也有文学、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视觉艺术上重大的转变，这些成果是由诸如马勒、勋伯格、佛洛依德、施尼茨勒、克劳斯、冯·霍夫曼施塔尔、维特根斯坦、奥拓·瓦格纳、卢斯、克里米和卡卡什卡这些不同的人物促成的。很明显，这是两个相隔一个世纪非常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成就，那么问题是，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共同点。
答案是这座城市本身：维也纳，维也纳人，维也纳社会，在这相当长的时间中在重要的方面几乎保持不变，当然如果以其他角度来看，它确也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和其他转变中的社会一样：比如5世纪的雅典或是16世纪的伦敦。对维也纳而言，第二次黄金时代，很大程度上是对创造了第一次黄金时代的回应或者说反叛。但也不完全是，模糊性总是在维也纳占据着高位，事情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
维也纳人的价值观
1850-1900年之间，维也纳社会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主要是针对维也纳犹太精英的。皇帝的权利和权威性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奥地利，匈牙利和其他民族的人在其间真实地生活着，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已经丧失了任何有机的关联’。出现了一种‘价值真空’，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是这样描述的：文化是特别理性主义和抽象的；科学和音乐是表现的手段。毫无疑问，那时奥地利最大的成就就在这些领域。艺术表现着这一价值真空。这对广义上的德语区文化都是事实；但’在德国，这些年是所谓的“起飞”阶段，在这里则是“烤鸡时代”（Backhendlzeit），因此是名副其实的真空’。
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奥地利的科学并不比德国差；厄内斯特·马赫（Ernst Mach）在维也纳工作，即便物理和哲学方面的进展在那里不引人瞩目，他跑到德国去也是差不多的。不管怎样，约瑟夫二世在维也纳成立的一所医科学校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医科学校之一。事实上，1850年后，哈布斯堡王朝有一个非常棒的学校和大学系统；整个帝国中有九所大学。1850年代朝臣列奥·吐恩（Leo Thun）所引入的教育改革为大学中的研究做好了准备，中学老师各有其专长；最好的学校是利特学院（Ritterakademien），其中1746年由玛利亚·特蕾萨创办的玛丽希亚学校则是最优秀的；大学教授是公务员，享有相当高的特权。
然后存在一个问题：‘虽然大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研究，哈布斯堡王朝却总是忽略有才能的发明家’，包括约瑟夫·雷塞尔（Josef Ressel）（螺旋桨的发明者），约瑟夫·玛德斯佩尔格（Josef Madersperger）（缝纫机的发明者），以及西格弗里德·马尔库斯（Siegried Marcus）（内燃机的发明者）。那或许和一种对实际应用的普遍忽略有关：在佛洛依德入学时的19世纪维也纳大学及其附属医院医务人员的主导观念，是一种治疗虚无主义；他们相信疾病是无法根除的，医生的任务是要科学地理解它，而不是治疗，因为这将妨碍复原；佛洛依德医院的桌上贴着一块饰板，上面写着’要是有怀疑就不要做’。同样的虚无主义影响了这个城市的艺术家，虽然在这方面它被证明为非常高产。
然而，和‘伊萨尔河上的雅典’，慕尼黑比起来，维也纳“与其说是一个艺术之城，倒不如说是一座装饰之城。为了和这种装饰相称，维也纳总是让人感觉愉快，甚至常常是冒着傻气的愉快，但却显有幽默感，或者是自我嘲讽。文学作品，除了有魅力的小品文之外，几乎并不存在……另一方面，视觉艺术对生活的装饰来说是必要的，它们是按照有用性来评价的……”
不难理解，维也纳对德国感到不安，它更愿意强调自己和巴黎的相似之处。正如布洛赫所写：
“戏剧般的轻盈，对戏剧的热爱，追求享乐的轻松，简而言之，对奇观的热爱是这两个城市的人们固有的特征，每个城市都成为了戏剧文化的乐土……法兰西戏剧院和维也纳布尔克剧院是两所平行的机构，它们超越了剧院，成为每个阶层（不只是资产阶级）的模范，指导着语言和举止，影响不仅限于两个城市的流行戏剧，甚至也影响到了流行的音乐喜剧……没有其他地方像巴黎和维也纳那样，整个生活和剧院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在维也纳，文化——包括工人阶级的文化——变得倾向寂静主义，享乐主义，多疑矫情；’它追求的是小镇式的心神安定，头脑狭隘和愉悦，以及“很久很久以前”的魅力’；它仍旧是一个大都市，但是一个巴洛克大都市。这始终是一个，如埃里希·海勒（Erich Heller）所言，将忠诚放在理智之上的社会；现在它甚至拒绝政治和政治思考，取而代之的是美学；但这越发地制造了一种道德冷漠，一种赤裸的享乐主义，而这都源自将生活肤浅地看做装饰和修饰。这种风格入侵了所有阶级：’从大公到民歌歌手，从富裕市民阶层到无产阶级，享乐的态度自始至终’。维也纳的轻佻有着特殊的方式：不激进，轻松愉快的，总是亲切的，非常舒适：有着轻歌剧般的智慧，正如布洛赫所言，笼罩在将死的阴影中。
布洛赫指出，缺乏道德基础的美学价值催生出了自身的反面：媚俗。维也纳成为了媚俗的大都市，是这个‘价值真空’时代的表现。固步自封的时代将信仰寄托在制造欢乐和虚伪之上。在上层资产阶级中，金融安全保障了对享乐的追求。对贵族和资产阶级来说，社交成为一种嗜好。‘庆祝活动需要不断的表演。从门房到有轨电车司机，到朝臣和皇帝的每个人都乐衷于扮演和机智应答，将每项社会事务都转变成一幅天衣无缝的演出场景’。人人都使用小词，’仿佛每个说话人对他所描述的物体都非常友好：他拥有自己的小房子，房子有个小巧的门和舒适的床’。所有人都说’我想是’，创造了一种彬彬有礼的自恋氛围。人们操持着一口下层社会的维也纳口音，使得整个城市表现得像剧院舞台一样。
卡尔·肖斯科尔（Carl Schorske）更为精确而机智地展现了两组互相竞争想要夺得霸权的价值观——虽然在这个最不严肃的城市，这个词必须以一种相对观念来理解。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道德-科学的价值观：安全，正直，道德上压抑，政治上倾向于法律规则。这种价值观认为思想掌控身体，社会进步靠的是科学，教育和勤奋工作。与它抗争的时一种更古老、更深入，也更重要的美学文化，覆盖并破坏了前者：‘一种不道德的感觉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感受上，而不是思想上。不像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维也纳的资产阶级——最主要的是犹太资产阶级——并没有被贵族同化，它仍然感到了排斥。同化是通过文化，但在这里是贵族文化——‘主要是天主教的……一种感官的，塑性的文化’——不是道德的，哲学的或科学的，但主要是关于美学的：其主要成就是建筑，戏剧和音乐。特别是，天主教-美学的感觉文化与佛洛依德和维也纳的分析心理学派完全不相容，后者的犹太文化更接近新教徒；他们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旧文化对挑战作出了防御性的反应：它故意保持沉默，忽视了新文化。就像之前它忽视了舒伯特，雨果·沃尔夫，勋伯格和马勒那样——虽然被奉为名人，但却被谴责为一个堕落的（因为是犹太人）作曲家——只是在他们死后才歌颂他们，而现在它又忽视了佛洛依德在分析心理学和赛默瓦斯（Semmelweis）在感染学方面的先锋成就。维也纳人是如此害怕讨论佛洛依德和卡劳斯的作品，因为他们揭示了这个社会的虚伪，以至于他们在写作中不愿提及他们的名字；佛洛依德依靠翻译为人所熟知，但克劳斯的散文事实上是无法翻译的。在一个有着大量有活力的商人中产阶级城市，犹太人总是特例，知识阶层远未得到发展。因此闪光的思想和科学的直觉到处涌现：美学评论能在所有艺术中看见，哲学批判语言最初是由毛特纳（Mauthner）创立，之后由维特根斯坦继承；但他们出现在主流社会的边缘。雅尼克（Janik）和图尔明（Toulmin）认为：‘哈布斯堡贵族眼中所能接受的表面统一，实则政治和社会实体已经分裂的状况促成或是加强了反犹主义，自杀，严格的性传统，艺术上的多愁善感，政治上的“双重思想”，地下出版业的兴起，分裂的民族主义，以及严肃知识分子的异化’。
卡尔·肖斯科尔在他的著名分析文章中，认为世纪末维也纳的创造力也出自于政治上的失败，这是一项局部的短命的尝试的失败——通过赋予有限的特权——想要将城市自由资产阶级统一进哈布斯堡王朝的结构中。这仅仅延续了大约二十五年，从奥地利1859年被意大利，1867年被德国打败，一直到1895年选举，那时这些集团仍旧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农民，城市艺术家和工人，以及斯拉夫人——向国家发出挑战并赢得胜利；维也纳在1895年选出了卡尔·吕格，反犹天主教社会主义者，作为市长；两年后，皇帝作出让步，承认了这次选举。肖斯科尔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作家，是这一自由文化遭到新的发展的威胁下的产物。他们都来自资产阶级家庭，这些家庭住在环形大道上雄伟的公寓建筑里，效仿巴黎；他们比任何欧洲同僚都更为热情地参与到艺术中。在1895-97年的创伤之后，他们的英雄不再是政治领袖，而是演员，艺术家和评论家。艺术是同化为贵族的一种代理形式；新的资产阶级‘要求能够装点他们生活的优雅’——特别是在维也纳，’这座首都随处可见优雅，拥有着迷人的个人风格，戏剧和音乐文化是社会差异完全的标志’。但这也是对不愉快的政治现实的逃避：’为艺术而艺术’现在成为了这一批艺术家的信条。
但正如肖斯科尔所言，整个过程要早于1890年代：大概开始于1860年代，两代维也纳资产阶级的孩子都是在环形大道上的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中嬉戏追逐的，文化是’他们呼吸的空气’。学校和大学完成了这个过程；但他们’只是为欧洲到1890年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文化增添了美学素养，个人熏陶和心理分析的敏感’。在这个圈子里，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官员培养了艺术和思想；而在家庭内部，职业则是轮换的；‘因此埃克斯纳家族（the Exners）现在是官僚和教授；托德司考家族（the Todescos）则培育银行家，艺术家和学者’。相互间的联姻实现了这一过程。
以上的描述对犹太资产阶级最为适用。根据茨威格所言，’“好的”家庭的概念，对我们男孩子来说，是要去模仿虚伪的贵族，这成了犹太人生活中最重要和隐秘的趋势’。这些家族想要变得富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能够在知识界去的更高的文化地位。这一点在维也纳最为明显，王室已经放弃了政治或军事上的雄才伟略，文化越来越转向美学领域。
结果，整个城市都得了某种“戏剧癖”，名流生活中最小的细节也受其影响。但它也带来了’一种对任何艺术展示不一般的推崇，然后，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形成了无可匹敌的鉴赏能力，最终，多亏了这种鉴赏能力，使得所有文化领域都有很高的水平。艺术家总是感觉良好，同时也会在受到鼓舞，甚至是过高估计的地方最能获得灵感。艺术总是在整个民族将其视作生活兴趣的地方达到巅峰’。维也纳人能够容忍政治，行政或道德中一定程度上的粗心，但却从不原谅美学方面的任何差错；这里，’城市的荣耀危如累卵’。
迷人的圈子
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异常小而紧密的圈子，代表了巨大帝国文化生活的中心。
“因此，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给路德维希·波尔茨曼（Ludwig
Boltzmann）上钢琴课；古斯塔夫·马勒会找佛洛依德医生处理他的心里问题；布劳耶是布伦塔诺的外科医生；年轻的佛洛依德曾和同样年轻的维克多·阿德勒决斗过，阿德勒上的大学也是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查尔斯一世以及荷兰纳粹党首亚瑟·赛斯-因夸特（Arthur
Seyss-Inquart）的母校；阿德勒自己，就像佛洛依德和施尼茨勒一样，曾经是梅耐特（Meynert）诊所的助手。简而言之，在晚期哈布斯堡的维也纳，任何城市文化领袖能够毫不费力地认识其他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亲密的朋友，虽然致力于不同的艺术、思想和公共事务。”
佛洛依德在六十岁生日时写给施尼茨勒的信中说，他避免见到作家本人，’因为他觉得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感到羞愧’，并说’当我沉浸在您优美的创作中时，我总是相信，我找到了诗歌背后那些假设、兴趣点和结果，这些我早就知道，就像是我自己的那样’。事实上，施尼茨勒早年的时候发展了某种分析心理学理论，发表在医学杂志上，当时他还是一个医生。弗雷德里克·巴哈利尔（Frederick
J.
Baharriell）认为，毫不夸张地说，施尼茨勒1894年以前的写作中所显示出的信息和知识都出现在他后期被认为是影响了佛洛依德的作品中。伯纳德·乌庞（Bernd
Urban）并不赞同，他认为佛洛依德作出了真正的突破，虽然两个人在1880年代都在研究相似的问题；施尼茨勒似乎紧跟佛洛依德的写作，在他最富创造力的作品中加以运用。
某些个人占据了特别中心的地位；而在1900年的维也纳则主要是卡尔·克劳斯。勋伯格的音乐，卢斯的建筑，甚至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折射出他的影响，这些创作者们自己也承认。艺术社会的开放使之成为可能，而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则是维也纳的咖啡馆。茨威格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描述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在爱乐乐团彩排时溜进去看，在古董商店里徘徊，每天都去书商那里看看有没有新进的书，因此我们马上就能知道到昨天为止世界发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读书！我们读一切能够弄到手的东西。我们看公共图书馆里的书，互相借阅我们能发现的任何东西。但咖啡馆仍然是跟上新鲜事物最好的地方……它有点像某种民主俱乐部，入会费不过是一杯咖啡。只要付上这么点钱，每个客人都能在走之前坐上好几个小时，讨论，写作，打牌，收信，最棒的是，能够浏览许多报刊杂志……没有什么比坐在咖啡馆和世界保持接触，同时和一圈朋友讨论更能促进奥地利人的思想流动性和国际导向了。”
许多年后，茨威格告诉保尔·瓦莱里，他早在三十年前就知道他的作品；瓦莱里相当惊讶地说，那个时候即使在巴黎也没有人知道。
同样，哲学家雨果·冯·霍夫曼施塔尔，一直在生活与’为艺术而艺术’这两个极端之间抗争，也受到了马赫科学讲座的影响，后者认为，世界只是由我们的感官构成的；霍夫曼施塔尔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诗人比科学家更接近于生活。同样，当维特根斯坦提出他的三段论——
“所有的哲学都是语言分析。
当然，不是在毛特纳意义上的。
——维特根斯坦，《谈判》，4.0031”
——他直接就指向了赫尔茨（Hertz）和波尔茨曼（Boltzmann）有关理论物理语言的作品；自1880年代晚期以来，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成为维也纳社会，艺术，科学和哲学讨论中共同的关注，最终形成了尖锐的焦点。从哲学角度来说，这个问题概括了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化讨论。当然，非常重要的是，所有参与者都是说德语的：这场语言-哲学讨论并没有通过翻译广为流传，因为它的基础深深地根植于维也纳当时的特定条件中。
年轻的维也纳
最直接的结果是新的一代中爆发的文化活动。突然之间，在189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的诗人，音乐家和画家团体，都非常年轻：亚瑟·施尼茨勒，卡尔·克劳斯，罗伯特·木希尔（Robert Musil），雨果·冯·霍夫曼施塔尔，古斯塔夫·克里米，阿道夫·卢斯，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理查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青年维也纳（Jung Wien），这个运动脱胎于1870年代的一个政治运动（Die
Jungen），’是1890年左右挑战19世纪道德立场的一场文化运动，倾向于社会真理和心理——特别是性方面——的解放’；从中生发出‘施尼茨勒的花花公子和霍夫曼施塔尔的唯美主义家’。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奥地利的文化（远不止于奥地利音乐）对整个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今，这些作家中可能最有名的是亚瑟·施尼茨勒，《轮舞》的作者。佛洛依德在1912年称其为心理学的一个共同探索者。施尼茨勒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儿子，早年子从父业，在神经学家泰奥多·梅耐特（Theodor
Meynert）精神病诊所担任助手。但他放弃了自己医学生涯，更喜欢在内城的咖啡馆中和诗人以及作家为伍，先是在赫伦街（Herrengasse）的中央咖啡馆，然后又是附近的格里登施戴德（Griednsteidl）咖啡馆；他的医学经验则基本上都结合进了小说中。青年维也纳的成员们在格里登施戴德咖啡馆见面。
施尼茨勒创造了小甜心的形象，她们就像甜美的蛋糕一样：‘咖啡社会关注的是甜美’。对年轻男人来说，不想去妓院，也不想冒着危险和已婚女子有奸情的话，她们是理想的选择；这些女人在著名的餐馆里用餐，收下礼物或者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她不用沦为妓女，并且仍然有可能嫁得很好。施尼茨勒笔下的一个人物杜撰了这样一条警句：在城市中他们相爱，在城郊他们结婚。
在《轮舞》中，’整个社会都陷入到爱之舞中，这其实近乎死亡之舞……从一种俯瞰的角度来看，人们的行为就像是提线木偶’。施尼茨勒的人物似乎仅沉迷于性，而没有爱，这是一种毫无意义，机械的仪式；整个过程弥漫着玩世不恭和自暴自弃的苦涩与甜美，媚俗与厌烦。在第一幕中，士兵和妓女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妓女：小心，这里很黑。你要是滑倒了，就会掉进水里。
士兵：那或者是最好的。
在最后一幕，朝臣与妓女中，朝臣问：’告诉我，你是否曾经想过，做点别的什么？’妓女回答，’你觉得我能做什么呢？’
正如在1968年才出版的自传《维也纳的年轻人》中所写的那样，年轻的施尼茨勒就是一个他在文章中讽刺的沙文主义者：他是典型的维也纳上层资产阶级，蔑视那些和他的朋友发生简短细碎爱情故事的郊区女子，要是这些姑娘突然怀孕，就会马上遭到抛弃。婚后，施尼茨勒过着完美的资产阶级生活：他和他的妻子有仆佣和一个秘书，他们在萨沃伊（Savoy）用餐，在帝国宾馆喝茶，晚上则住在萨赫尔宾馆；他们的社交圈包括高级公务员，银行家，显赫的学者，甚至是贵族成员。
可能当时更为著名的——成为1900年维也纳缩影的——是卡尔·克劳斯。克劳斯出生于1874年的波西米亚，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纸商，还是孩子的时候，举家搬迁到维也纳；在上维也纳大学的时候，他决定成为一名演员，但很快却成了一名记者，从1895-1899年一直为杂志《谈情说爱》（Liebelei）撰稿，笔名是’克莱佩·德·钦’（Crepe
de Chine），同时也为《新自由报》撰稿，这份报纸后来为他所厌恶。这份报纸的所有人莫理茨·本尼迪克特（Moritz
Benedikt）想聘请他做专栏讽刺作家，但他拒绝了，在1899年创办了《火炬》。克劳斯一直有着很明确的道德底线，他在街上是不和人打招呼的，因为他觉得只有搞小集团的人才这样，同时他也拒绝给他的报纸打任何广告；他把所有从公共演出中挣得的收入捐给了慈善机构。克劳斯的目标是攻击1899年维也纳自恋的文学界和新闻界。他最反对的是小品文，这是世纪末维也纳主要的文学形式，将艺术家的品味视作至高无上的风格。他是阿道夫·卢斯在文学方面的同僚，一个偶像破坏者。弗兰克·菲尔德（Frank
Field）将维特根斯坦，勋伯格和克劳斯作比较，发现他们三人都有强烈的清教徒倾向，厌恶懒散和不精确，决不向矛盾妥协；最后，’这三个人都受到一种恐惧的鼓舞，这种恐惧基本上是有关道德的，甚至可以说，本质上是宗教的’。
罗伯特·木希尔，出生于1880年，在世纪之交以后获得关注，他描述了他年轻时期的社会；想象中的卡卡尼亚国（Kakania），这是他在几十年后所写的《没品的男人》中最伟大的创造，实际上结合了两个层面的意义：表面上，是K.K（帝国-皇家）或K-u.-K（帝国和皇家），用来区分所有哈布斯堡王朝主要机构的术语；但对任何一个熟悉德语的人来说，这也意味着’粪便之国’或’废话之国’。
“在卡卡尼亚，那个被误解的已经消失了的国家，虽然未被认可，但它在很多方面都可以成为范例，当然在那里也有速度；只是速度并不快……并不存在任何想要世界市场和世界权威的野心。在这里人们身处欧洲的中心，是世界旧权力的焦点；像’殖民地’和‘海外’这样的词听起来非常遥远，仍未被尝试。奢华时有呈现；但当然，并没有法式的那样精细。人们也从事体育活动，但不像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疯狂。人们在军队方面一掷千金；不过也仅仅能够保证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首府也比世界上其他最大的城市要小，但也比一般的大都市要大一些。这个国家处理行政事务非常理性，不易察觉，集中了所有尖锐的矛盾，有着欧洲最好的官僚，他们只有一个缺点：他们看不见个人身上的才能，除非那些人有着尊贵的出身或是由国家委派，招摇过市，傲慢逼人。但谁又会想让没本事的人来划船呢？除此之外，在卡卡尼亚，天才总是被视作笨拙的人，从来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笨拙的人也会被当做天才。”
所有这些人都非常重要，但可能对当时的人来说，雨果·冯·霍夫曼施塔尔（1874-1929）可能名声最大，整个城市都知道他是一个天才诗人。肖斯科尔描述了他的背景，‘资产阶级美学贵族传统活生生的代表’；他是伊萨克·略文（Isaak
Löw），这位在1835年由于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被晋升为贵族（成为艾德勒·冯·霍夫曼施塔尔）的犹太商人的曾孙，，而他的父亲则是’最纯正的维也纳贵族，具有真正的贵族精神’，他对儿子的未来并没有特定的想法。
这些作家不过是当时维也纳文化的一部分；建筑师们更为人所铭记。他们有着不同的出身。海因里希·菲尔斯泰尔（Heinrich
Ferstel）（1828-83），是环形大道上新建大学的建筑师，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卡米罗·西特（1843-1903）是一个知名的教堂建造者和修复者的儿子，其父亲将自己称为’私人艺术家’；很显然他是手工艺阶层的；奥拓·瓦格纳（1841-1918）出身较为卑微，但他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宫廷公证人，他富有活力的母亲来自一个富有的官僚家庭。他们当中最出名的阿道夫·卢斯，来自德累斯顿，但他的职业起点是在1890年代晚期的维也纳；早在1898年他已经和装饰的使用划清界限，在那篇著名的1908年的文章’装饰即罪恶’当中，他表达出的观点和其他任何维也纳建筑师都不同，事实上和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建筑师不同。但在那之后，没有谁比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更欣赏他。
在艺术家当中，最知名的是古斯塔夫·克里米。他是雕刻师的儿子，先是在家中跟着父亲学习，14岁开始在应用艺术学院就读，他脱离了当时的艺术家联盟而发起运动，并于1897年成立了分离派。克里米的运动当然隶属于其他欧洲国家，比如德国，法国和苏格兰，正在发生的运动。分离派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而是这种意识形态中艺术家所占的比重与文化名流和左翼政治理论家相当；那也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在当时是连贯一致的标志。
他的绘画中所表现出的精确性和他这个人形成鲜明对比：他有着体力劳动者那般强健的体魄，举止直率，有着简单的幽默；他唯一的‘艺术’品质则是一件阿拉伯式的，从上到下很长的袍子，搭配拖鞋。他自己说自己害怕写作：‘那些想要了解我的人——这是作为艺术家唯一值得一提的事情——应该仔细看看我的画，从中看出我是什么样的以及我想做什么’。他还说不应该有关于他的传记：’我相信，作为一个人来说，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但毫无疑问，他的要求被忽视了。
奥斯卡·卡卡什卡，另一位这一时期最有名的维也纳艺术家，也有着手工艺人的背景，从1904年起在应用艺术学院就读，他的老师们当时在应用艺术与设计方面受到英国制造联盟的影响。1908年的艺术展是维也纳美学运动中最为盛大的新古典和装饰艺术展。
佛洛依德及其学派
最后一定要提一个人，西格蒙德·佛洛依德，他自成一类。因为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属于青年维也纳运动；他属于更早的一代人，在世纪之交时已经44岁了。除此之外，他的社会背景也很不同；发展轨迹也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犹太家庭，起初，在1860年代，他计划以一份合法的职业作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基础。然后，在立志成为一名科学研究者之后，他因为缺钱而被迫做了外科医生。由于其所在的诊所没有获得大学认可，他一直以助手的身份工作了12年，由于当局者的反犹倾向和他对性方面事情的兴趣而错过了升职。除了那些从未获得过教授职位的人之外，在19世纪末最后15年中，一百个被任命为助手的人当中只有4个人获得晋升，而他们都比佛洛依德等的时间要长。虽然他在1897年晋升为教授时受到了七人委员会的一致认可，以及医学系22比10的通过率，教育部仍然拒绝任命；佛洛依德什么也没做，而是安于他的牺牲，但最终他决定利用臭名昭著的维也纳’影响’。两个和他关系紧密的女病人代表他参加了战斗；其中一个是菲尔斯泰尔女爵士，承诺为教育部长定制一幅由当时的艺术家爱弥儿·奥立克（Emil
Orlik）创作的绘画，而这成功打破了僵局。佛洛依德有点哭笑不得，拍电报给他的朋友弗里斯（Fliess）说：’现在祝贺和宴会就像下雨一样打在我身上，就好像部长阁下已经官方认可了性，部长委员会已经确立了梦的重要性，议会已经以三分之二通过了用心理分析来治疗歇斯底里症一样’。
对于所有这些困难，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佛洛依德不能在其他地方，只能在维也纳取得这样的成就。虽然他是一个典型的维也纳人，但他却强烈反对心理分析是一个维也纳现象，源自于维也纳特定的感官氛围；他将这样一种判断视为恶毒的，甚至是反犹的。彼得·盖伊（Peter
Gay）认为，真相是，任何一个有着一流医学大学的城市，同时这座城市中还有一群有教养的富裕阶层来提供充足的病例，都能让佛洛依德发展他的思想：’佛洛依德为自己逐渐建构起来的维也纳不是宫廷，咖啡馆，沙龙或轻歌剧的维也纳。这些维也纳对佛洛依德的工作没什么帮助’。然而，盖伊也指出，心理分析成为可能正是因为那些外部世界：’佛洛依德私下的时间，是在维也纳的沙龙和咖啡馆，这样的自省已经变成家常便饭……他们的文化让他们能够非常自由地展现脑子里所想的事情’。1896年，卡尔·克劳斯宣称，’“神秘的神经！”现在成了通关语；现在开始能够看到’灵魂的状况’，并试图逃离司空见惯的不同的事物’。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er）在他对创造力的研究中，认为’佛洛依德的思想似乎反映或者说从他所处的环境中生长出来’：一方面是对性表面上的道貌岸然，另一方面则是无止尽的性交；一方面是保守主义的，另一方面只要先锋概念没有威胁到政务就允许它的存在；一方面反反复复地强调着反犹主义，另一方面又能够接受犹太人的才能。无论如何，佛洛依德在与其他维也纳的外科医生交往中获益匪浅。安娜·欧早在1880年就是他的同事约瑟夫·布劳耶的病人，1883年由佛洛依德接手。
当然，佛洛依德在形成自己的圈子时并没有碰到困难：他的周三晚间小组悄悄地，不正规地成立于1902年秋，成员都是对分析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外科医生。到1906年，佛洛依德五十岁的时候，那些成员才17岁。国外的访客也开始参与进来，比如英国的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他们对成员的品质并不满意，琼斯写道，他们’看上去并不足以衬得起佛洛依德的才学，但在那时候的维也纳，有那么多偏见针对他，很难保证一个有声誉的学生不会半途退出，所以他也只能将就于他所能得到的’；在1907年的一场会面之后，佛洛依德对年轻的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说，’那么，你现在见到我的圈子了！’；宾斯万格在若干年后回忆至此的时候，说，这表明佛洛依德是有多么的孤独。这个‘圈子’的确成了1908年维也纳分析心理学会成立时的核心，这个学会是世界上类似学会的范本。但佛洛依德私下并不以为然：’所有的维也纳人’，他在1911年向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承认，‘除了小小的头衔之外，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很明显，在佛洛依德心里，这和青年维也纳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而且’佛洛依德对这个兴奋的，过渡刺激的维也纳丝毫不感兴趣’，虽然他也看《火炬》，并且对施尼茨勒的故事，小说以及喜剧赞赏有加；他尽量避免咖啡馆中的社交，在他自己的咨询室中做着孤独的研究。他过着受人尊敬的资产阶级生活。他的艺术品位非常传统：他完全不知道印象主义，更不用说克里米和卡卡什卡；他曾经对一个朋友坦诚，他是一个门外汉。他的家具也是老式的；对文学，虽然阅读广泛，他对一个像波德莱尔那样的诗人或是一个斯特林贝格（Strindberg）那样的当代剧作家毫不了解。他抱怨艺术中’令人愉悦的原则’，更在意内容；夏季六周的假期常常用来散步，偶尔打打球，采采蘑菇。
他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谦卑。’我的才能非常有限。自然科学方面一无是处；数学方面也是；也没有统计方面的才能。但我所拥有的有限才能可能非常集中’。他总是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虽然他认为正是失败让他斗志满满。在一段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话中，他说，’虽然我在女性灵魂方面研究了三十年，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始终没有回答，我也没有办法回答，那就是“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纳粹1938年入侵奥地利时，佛洛依德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城市。在到达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以后，他对普利莫罗斯山（Primrose
Hill）背后的花园感到非常高兴；他说，’我差不多要喊出“希特勒万岁”了’。这个维也纳的荣耀市民从未丢弃自己城市的讽刺习俗。
维也纳：结论
维也纳的黄金时代在很多方面都比雅典，佛罗伦萨或是伦敦的更为复杂，并不仅仅因为它持续的时间更长，也是因为它涉及到的成就不止一种。正如我们所见，它由两段高度创新的时代构成，前后相隔一个世纪，这期间却鸦雀无声。在那段时期，奥地利和维也纳将自身从农业，土地贵族把持的经济和社会，转变成半工业的现代国家，吸收新文化——最关键的，是哈布斯堡王朝东部领土上来的犹太移民。
然而也是在那个时期，国家和城市在吸收变化的同时，也希望维持甚至加强社会及其固有的价值观。宫廷和贵族在引领维也纳社会发展和维持生活中的价值观方面保持了强大的力量。轻松愉快的生存，强调肤浅，外貌，街道上的戏剧以及多种多样有教养的娱乐——所有这些都是这个城市的关键，也是所有游客认为它具有独一无二魅力的来源。
正是这些价值观，以及对从阿尔卑斯山东部到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的文化影响的强调，加上它们在反宗教改革的奥地利生根茁壮，形成了第一黄金时代，音乐时代。宫廷和贵族的赞助，加上一群自信而占据主导地位的精英团体的经营，使之成为可能；这也要多亏了聚集在帝国首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所组成的主要观众群体。在欧洲，没有哪个城市，即便是巴黎，能够在19世纪早期拥有所有的这一切条件；当然，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在音乐方面取得如此造诣。
第二场革命更为复杂，因为它在世纪之交形成了横扫欧洲的思潮，但也是因为——就像维也纳文化的其他方面那样——它几乎是孤立的。年轻的维也纳可以和年轻的巴黎，年轻的伦敦或年轻的圣彼得堡相媲美，但它所具有的品质却是特属于维也纳的，因为没有哪个政权是如此的僵化，活像一个小丑。最接近的是1917-18年罗门诺夫（Romanov）和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的奔溃，但那要暴力地多——或者更恰当地说——从价值观的倒退方面，发生在1953和1960年代中期英国的加冕礼更接近。在维也纳和英国的这两个时期中，一个越来越显著的共识就是，帝国从内到外正在腐坏，然而每个人都陷入到这种腐坏当中，无法逃出这一腐朽过程中释放出的甜腻气味。结果都是出现了新一代的文学创作：在前者是像施尼茨勒，克劳斯和霍夫曼施塔尔这样的作家，而后者则是艾米斯（Amis），奥斯本（Osborne）和波特（Potter）。
但两者的差异可能是：在维也纳，对正在上升的来自普鲁士和德意志德国的德语区文化的态度更为复杂，部分是推崇的，但也有部分是反对的。如果没有考虑到1866年奥地利败给普鲁士，以及伴随而来的旧帝国对出现在柏林的新兴政权产生的自卑感，就无法正确理解维也纳。而这却被处于矛盾位置的犹太资产阶级强调出来，他们已经接管了维也纳的文化生活，但却无法真正融入主流的感觉文化；他们向往某种更为本质的东西，即便他们将其包裹在轻柔的大衣下。
某种程度上，维也纳正逐渐退出欧洲历史的中心；青年维也纳，这个集中了多种艺术形式，强烈却又短命的组织，将是这个城市最后一次成为国际文化的闪光点。它只能出现在一个正从内部坍塌的城市和文化中。1918年之后，那将变得更为明显，那时柏林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心，那些曾经首先解开维也纳束缚的力量在那里又再次集结，被战争和革命变形。
刊载说明
原载于 Hall, Peter. Cities in Civilization，Part I: Cities as Cultural Crucible，Chapter 5: The City as Pleasure Principle: Vienna 1780-1910, p.159-200，作者：Peter Hall，翻译：张洁
